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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有没有用和尚密参朝政,谁是晋阳起兵

发布时间:2019-09-18 04:55编辑:世界历史浏览(108)

    雍正皇帝是康熙第四子。在诸皇子争夺帝位的斗争中,他以广结党羽、势力强盛而获胜。1722年,雍正即位。未久,兴年羹尧、隆科多之狱;监禁并处死与他争夺帝位的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兴文字狱,构吕留良、曾静诸案。同时,他改革赋役,实行“摊丁入亩”;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设立军机处,强化了中央集权。在历史上,人们对雍正毁誉参半。民间传说,雍正曾用和尚密参朝政,诸如年羹尧案、隆科多案、八阿哥胤禩案、九阿哥胤禟案等,皆有和尚参予,并为雍正筹谋划策。雍正果真用和尚密参朝政了吗?民间传说可靠吗? 乾隆朝编纂的官书《清世宗实录》记载了雍正一生的言行,应该说,这是研究雍正较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专家们说,说《实录》较为可靠,是因为《实录》并不全部照实而录,它有许多溢美之词和不实之词。像诸如用和尚密参朝政之事,这是不光彩、不名誉的,在《清世宗实录》上根本不见踪影。而从零星的清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民间传说事出有因,并非无影造西厢。雍正毕生崇信佛教。他在晋封为雍亲王以后,曾在藩邸建立京师大觉寺,并选一和尚作为替僧。雍正即位后,仍与和尚过从甚密,十分引人注目。雍正亲自撰写佛学着作,编辑名僧语录,刊印释家典籍,并干预梵宫事务。他自号“圆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用雍正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未受戒的佛教信徒,是在家研究佛学的人。 雍正曾作过一首题为《自疑》的诗,诗曰: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 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袖人间个野僧。 在这首诗里,他自称为不着僧服的“野僧”。 雍正二年七月初二日,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给朝廷上奏折。雍正一时兴起,在奏折上批了一段与奏折内容毫不相关的话,他将自己比为和尚,又戏称怡亲王允祥为道士。 雍正六年,黄河突然变清。俗话说:“黄河清,圣人出”,蒙古王公请求诵经祈福,以庆祥瑞。雍正说,若蒙古地区因做福事而人畜兴旺,是受我之赐,“朕亦即是释主”。雍正在这里己不是比作一般的佛徒,而是自称教主了。 雍正处世,主张儒、佛、道并重,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天下。他对佛教之笃信,虽然还没有到梁武帝三次舍身出家的程度,但也走火入魔,相去不远了。 雍正笃信佛教,自然与和尚往来密切。从史料记载看,与雍正私交非同寻常的御用僧有3 人。一个是京师大觉寺的住持和尚性音。雍正对他颇为赏识,认为他不仅人品极好,且对佛经“深悟圆通”。雍正与他理论禅宗机锋,认为他出语惊人,。皆为“彻底利生之作”。雍正即位后,性音到庐山隐居寺修行,谢绝尘境,四年以后圆寂。雍正追赠性音为国师并赐予谥号。令将其着述收入藏经。但数年后,雍正竟与死去的性音反目为仇,不仅削黜封号,又将其着述撤出藏经。性音是雍正即位前结交的高僧,性音有无参予雍正争位的密谋,现在无从而知。但从性音与年羹尧、隆科多一样先荣后黜的迹象看,性音当谙知雍正争位内情。也就是说,性音当年很可能参予了那一场密谋。雍正不会放过知道他争位隐事的年羹尧和隆科多,当然也不会放过性音。 还有一个和尚名超盛,雍正将他视为自己的佛门高足。雍正曾亲自为超盛讲解佛旨,超盛受此殊荣,诚惶诚恐,洗耳恭听。雍正对这个高足十分满意,说他听其讲解后能“直蹈三关,洞明妙义”,“目今宗徒内无有出其右者。”北京卧佛寺重修以后,雍正命他去执掌法席。 另一个和尚名文觉,直接在宫中侍奉雍正,秘密参予政务。据说雍正即位后处理的重要军国大事,文觉都发表了意见,因而深得雍正之赏识,几成左右手。文觉始终没有公开参政,他虽无官无爵,无品无级,却权势倾朝,炙手可热。雍正十二年,雍正命文觉往江南朝山,所到之处,地方官对他礼敬有加,“仪卫尊严等王公”。 性音、超盛、文觉究竟如何密参朝政?参予了哪些重大朝政?对雍正一朝的政治、经济有何影响?正史不予披载,野史语焉不详,后人便弄不清楚真相了。 乾隆皇帝是海宁陈氏之子吗? 清朝末年,社会上普遍流行这样一个传说:“浙江海宁陈家有个儿子当了清朝的皇帝。”这一传说,上自官僚缙绅,下迄妇孺百姓,几乎是尽人皆知。有的说这位皇帝是指康熙帝玄烨,更多的人则说是指乾隆皇帝弘历。在一些私家所写的稗官野史中,也记载了这一传说。《清朝野史大观》卷一《高宗之与海宁陈氏》一文述及:雍正帝胤禛当皇子时,与海宁陈氏相善,两家时有往来酬酢。这一年恰巧两家都生孩子,月、日、时辰皆同。胤禛命人抱来看看,等孩子被送回时,陈家发现已经易男为女,大惊失色,但是不敢追究,更不敢声张。没有多久,康熙帝去世,胤禛即帝位,即擢拔陈氏一门数人至显要地位。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的优礼更厚。乾隆一生六次南巡江浙,有四次曾到海宁陈家,升堂垂询家世。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除非是天子临幸,这门不要轻易开户。”从此这座门就永远锁上了。也有人说,陈氏之子抱进雍亲王府第时,是王妃暗中偷换,雍正帝也不知道。等乾隆帝成年即位,也怀疑自己是陈氏所出,所以数度亲赴海宁察访,一定要弄个明白。还有人传说,乾隆帝自知不是满族,在宫里时常穿汉人服饰,有一天,冕旒袍服,召近侍到面前,问道:“朕似汉人否?”一老臣跪对:“皇上于汉城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乾隆帝乃作罢。有人在《清宫词》中述及此事:“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此事还有同样的记载,见于193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陈怀教授着《清史要略》。 另有一些资料说,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都是皇帝亲笔书写。“爱日”一词,出自汉辞赋家扬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后世因专称儿子奉侍父母之日为爱日。南宋朱熹注《论语》“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语:“而于爱日之诚,自有不能已者。”唐代李商隐的诗《江村题壁》有“倾壶真得地,爱日静霜砧”;骆宾王的诗《赠宋五之问》有“温辉凌爱日,壮气惊寒水”。这些诗句中的“爱日”都作恩德解。“春晖”一词是用唐代孟郊《游子吟》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后人取诗意,以春晖比喻慈母的恩爱。从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看,都是用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语意,似乎也可以看出上述传闻的一些蛛丝马迹。还有传说称,清皇室以男易女之后。这个女孩在海宁陈家成长,后来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直到本世纪30年代,还有人不惜耗费笔墨,着述《乾隆与海宁陈阁老》,坚持乾隆帝是海宁陈氏之子一说,并力图证明常熟蒋氏与公主婚配之事。 这一传说当然是荒诞的。 雍正帝有10个皇子,6 个公主。乾隆帝是其第四子。揆诸情理,根本没有必要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的孩子继承皇位。这是最有力的论证。 其次,以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说,纯是君臣之谊。陈氏在清初就是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曾仕宦显达,煊赫一时。以科第而论,康熙时,陈家两度出现兄弟子侄三人同榜,实为稀有之事。以后,陈诜、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都位极人臣。陈世倌为乾隆时相国,其父诜肾任湖北巡抚、工部尚书;陈元龙曾任吏部左侍郎、广西巡抚。乾隆二十二年,陈世倌以大学士退休,到皇宫去辞行,乾隆帝赐银五千两,命他在家坐食俸禄,颐养晚年,并赐给御制诗:“老成归告能无惜,皇祖朝臣有几人?”表示尊重老臣之意。在封建社会,这是非常荣耀的事,由此建立起来的君臣关系似乎比其他人更亲睦。雍正初年,大举修建浙江海塘,这是关系到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建设,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帝即位后,非常重视这项工程,6 次南巡,有4 次亲到海宁踏勘。既到海宁,总要有个合适的住所。陈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自然是接驾驻跸的理想之处。这个园子本名“隅园”,乾隆帝为之改名“安澜园”。“安澜”是水波不兴之意,由这一命名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 关于那两块匾额,据史学家孟森考证,清国史馆编纂的《陈元龙传》记载,康熙三十九年四月,玄烨在便殿召见群臣,说:“尔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当书以赐。”元龙奏称,父亲之闿年逾八十,拟“爱日堂”三字。 玄烨便书写赐之。《海宁州志》还提到,康熙五十四年六月,玄烨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守寡41年,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春晖堂”匾额。这便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与传说中的理解完全是两回事,至于海宁陈氏用男孩换来的公主下嫁给常熟蒋氏,经人查访,连常熟本地人也不知道这件事,可见其事纯系子虚乌有。 经过这样查证、分析,乾隆帝是海宁陈氏之子这个谜揭开了。但是,这个传说是谁编造的?有什么背景?编造这个传说,意图是什么?怎么会不胫而走?这一连串问号至今还未能有明确的解答。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隋汤帝统治摇摇欲坠。正在此时,李氏集团起兵于太原,攻克长安,翦灭群雄,建立了勃勃生机的唐王朝。晋阳起兵是他们这一行动的起点,那么谁是这次起兵的首谋者呢? 有关唐朝的史书,都说唐太宗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世民者,济世安民也”,其父李渊起兵是被迫的,是被李世民拉了上了反隋的大船。《旧唐书。高祖纪》云:“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同书《太宗纪》云:“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新唐书。高祖纪》云:“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己决,而高祖未之知,欲 以情告,惧不见听“。当李渊知道此事后,初是”大惊“,”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己而许之“;《新唐书。太宗纪》云:”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据此看来,两书记载是一致的,都认为太原起兵的首谋人是李世民,而李渊只是被动的受摆布者。《通鉴》关于李渊受摆布的记载还非常具体:先是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打算”乘虚入关,号今天下“,继又使裴寂说服李渊,最后李渊才不得不说:”吾儿诚有此谋,已如知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这就是说,李渊是个遇事缺乏主见、无所作为、任人摆布的无能者,如果没有李世民,晋阳起兵就无从谈起。后来的一些史学专着,多从此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份,616 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南开大学编的《中国古代史》则说:“李渊用他次子李世民的策略,自太原起兵反隋”,十大院校合编《中国古代史》认为:“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十分精明干炼,他积极聚积力量,劝说李渊起兵反隋。” 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许多学者认为,李渊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他作为隋朝统治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早就有叛隋起兵的念头,只是在正式起兵前几年里,一直处于隐蔽状态罢了,“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旧唐书》及《通鉴》载高祖“纵酒纳赂以自晦”,其实“纵酒”即沉湎,就是装糊涂:“自晦”即混其迹,就是掩盖自己。李渊以“纵酒”作为“自晦”之计,是一种防护性的策略,以消除隋扬帝对他的猜忌,这正是他老谋深算的表现,不能斥之为昏庸的酒徒。据《旧唐书。字文士及传》,早在晋阳起兵前四五年,李渊就与字文士及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武德二年,字文士及降唐,李渊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涿郡密论天下事,李世民才十三四岁,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怎能左右久居高位的李渊呢?615 年,李渊受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副使夏侯端劝他早作反隋准备,李渊“深然其言”。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刚做太原留守,就暗暗自喜,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这表明李渊的政治野心。非常明显,李渊视太原为自己的地盘,早有并吞天下之心,李渊是个颇具雄心、富于权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晋阳起兵前,他就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诏豪友”,为起兵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升任太原留守后,很快地取得了聚集在太原的济济群士的信任,成为关中地主众望所归的人。起兵攻入长安,“约法十二章”,很快稳定了关中秩序,当上了大唐开国皇帝。因此,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首推李渊,他决不是昏庸无能之辈,而是一个“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的人物。晋阳起兵之时,年仅20岁的李世民,从年资、阅历或者实际的政治、军事经验来说,都够不上首谋人物,无论从资历还是威望上,都及不上李渊。

    “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这是恩格斯对鸦片战争时期镇江守军英勇反击英侵略者的赞扬。指挥这场战斗的是满人海龄。海龄,满洲镶白旗人,郭洛罗氏。1841年初任京口副都统。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蒙受凌辱,国土始遭蹂躏的开端。英国侵略者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841年8 月以进攻江浙地区为重点,妄图控制长江下游的航道,截断清政府的漕粮供应,以谋夺更多的权利。1842年7 月,几千名侵略军进犯镇江。镇江为大江钥匙,南京门户,漕运咽喉。两江总督牛鉴闻风逃遁,躲进南京。海龄率1700名士兵守卫镇江,敌我悬殊很大。但是,面对气焰嚣张的侵略者,海龄率领镇江守军奋起反抗,坚守镇江达7 天,歼敌180余人,但由于种种原因,镇江最终失守,海龄死于镇江。如何评价海龄?史界众说纷坛,褒贬不一,搞清海龄的死因对正确评价海龄是很有帮助的。海龄是怎样死的?至少有4 种不同的记载。 一、“为民戕害”或“为乱民所杀”说。1842年8 月山东道御史黄宗汉上奏:“海龄闻系误杀良民甚多,以至被民戕害”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写道:“英佯攻北门,而潜师梯西南入城,士兵仅斫其一二人,敌已蚁附,守兵皆溃。英先焚满营,海龄为乱民所杀。”民间钞本《夷艘入寇记》也有类似的记载。 二、“不知所终”说。无名氏《京口偾城录》中记:“城破后郡民纷传都统遁去。”夏燮《海疆殉难记》中“又有言都统开城逸去,不知下落者”。镇江之战另一指挥者、参赞大臣齐慎上奏,城破,“房屋多已燃烧。副都绕海龄督帅旗兵堵击,身受重伤,旗兵伤亡不少”。“副都统海龄并城内文武官,均不知下落。” 三、“投火自焚”说。《英人强卖鸦片记》中叙述海龄死因较为详细,海龄对妻子说,今日之战,官军将恐不利,劝妻子趁北门起火,“混乱以逃”。妻子说:“许妾所为,君但督士卒,至死勿弃城。”说后,“掖小儿走于北门跃入猛火中以自死。海龄见之大怒,欲报妻子之仇,聚满洲兵四五十人,冲入敌中,殊死战,多杀敌兵,后海龄见兵寡,竟不可胜,因见北门火势未减,亦投其中,就妻子死所而死焉。”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满兵的副都统海氏在败了的时候,坐在家中的一把椅子上,命令他的仆人点火烧房,故意死在火焰之中。” 四、“自缢殉节”说。《夷氛闻记》写道:“城上兵立溃,夷先放旗营纵火,城陷,海龄自缢殉节,其妻与孙并同时死难。”耆英奉旨调查后上奏说:海龄同其妻并次孙“皆在署内自缢尽节”。 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悬案!从材料上分析,“为民戕害”之说疑点最多。首先黄宗汉《奏海龄闻系误杀良民甚多被民戕害折》,一个“闻”字证明他的上奏只凭传闻,令人怀疑。其次,《道光洋艘征抚记》所说亦恐为传闻所误。1841年2 月魏源曾为裕谦幕僚,参与浙东抗英斗争,但因清廷战和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数月后愤而辞归,镇江之役他不在场。其三,据耆英奉旨查明,引出这种说法,主要出自常镇道周顼中伤。周顼身为镇江地方官,深怕镇江失守皇上追究,“惧于重谴,乃讦以误杀良民,被民残害等情。”耆英的调查当属实。当时京口人就恨周顼诬陷都统,“乃编十字谣,揭之通衡” ,卑鄙无耻往往与贪生怕死连在一起。开战前周顼已被侵略者气势所吓倒,禀中说,“贼势浩大,据我腹心,实已不能转动,若不早图和解,其祸变愈久愈大,不知究极”,主张不战自降,全部答应侵略者的要求。侵略者进犯镇江时,他惜命“托词不知何往”,当了逃将,“以致镇城内外,居民警惶” 这种人中伤海龄不足为怪。 “不知所终”说,没有一条肯定的史料。《京口偾城录》为镇江当世人所写,但撰者年老多病,一直在家未参战,文中对海龄“遁去”并没有肯定,是战乱中据郡民纷传随手而记。夏燮《中西纪事》卷中已肯定了耆英的查访,海龄“自缢尽节”为实情,对“开城逸去”之说并不认为属实。齐慎之所以云不知海龄下落,7 月21日镇江失守前,齐慎会同海龄布防军务,坚守镇江,卯刻,齐慎“由正西迎上前敌”。激战中,据探报,侵略者“由间道往攻北门”,齐慎等人救援,结果“被逆夷由西南两门攻破”。齐慎率部分清兵退到越河口下,防英军内犯,与海龄再没见面,23日的上奏对海龄的下落当然不甚了了。 至于是“投火自焚”,还是“自缢尽节”?后者可能是实情。第一,《英人强卖鸦片记》为日本人所撰,不是战时的目击者,虽对海龄自焚场面写得详细,充满同情心,但必定是道听途说。更何况后来耆英在衙署里找到了海龄尸体,可见海龄并非死于北门火中。第二,宾汉是侵略镇江一分子,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他对海龄坐在椅子上自焚身死的描写值得深思。海龄死应在城陷之后,当时衙署已被英军烧着,无需海龄命仆人点火烧房。宾汉这样写,有可能掩饰其入城后烧杀之行径。文中接着写道,第二天发现了海龄的幕僚,由他指出了海龄的尸体。这一天应为7 月22日,齐慎六月十六日上奏提到“副都统海龄并城内文武官均不知下落”,清军机处正是根据齐慎上奏决定派耆英“迅即查明具奏”的。 这应在宾汉等人发现海龄尸体之后。如是同一现场,这位幕僚为何只字未提海龄妻与孙的情况?这究竟是海龄的尸体吗? 极大可能是海龄“自缢尽节”死后遭火焚的。耆英在查询当中,从收集京口满兵内,领催扎明阿报告了海龄的死因,“据称城陷之时,海龄将堂印交印房骁骑校祥云,海龄随入内,同伊妻并19岁次孙皆在署内自缢尽节。”根据其报告,在衙署并获其尸并一妻一孙于灰烬中,“又拾得都统印信原着葛纱、袍襟、并伊妻所带玉环”,经丹阳县令金榕,京口协领武忠阿和海龄之子辨认,确实是海龄尸体。 读者,你认为海龄是怎样死的?海龄“自缢尽节”身死是否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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