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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陕西西咸新区岩村墓地发现秦人墓葬

发布时间:2019-08-21 03:16编辑:文物考古浏览(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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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村墓地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南部,属于秦都咸阳城遗址坡刘至花杨村平民墓区范围。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为配合西安北至机场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队在该处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古墓葬56座,其中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49座、汉代墓葬1座、清代墓葬6座。

      记者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栾川孙家洞发现“直立人儿童化石”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公布,为解读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提供新证据。

      李新伟在科潘遗址考古现场。   资料图片  

      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形制分为直线式洞室墓、竖穴土圹墓和瓮棺墓三类,其中以直线式洞室墓数量最多,墓向多样,体量均较小,属于秦咸阳都城时期的平民墓葬。尽管墓葬多被盗扰,但仍出土了陶、铜、铁、骨及玉石等不同材质的遗物约260余件。

      “初步推测,距今约73万-30万年的栾川直立人,可能已经具有接近或相似于现代人的生长发育模式和生活史特点,体现了栾川直立人的进步性。”该项目领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说。

      20世纪初,中国的西部还是西方考古学家的乐园,大批文物甚至流失海外;曾几何时,中国考古人还只是埋首于自己的土地,而对其他文明进行研究和发表见解还依靠着二手的文献资料……而现在,中国考古正在走向世界:从亚洲蒙古高原到中美洲热带雨林,从丝路沿线到非洲海滨,都可见中国考古人的身影。

      在秦人墓葬中发掘出土了保存完整的铜剑一柄。该剑通长60厘米,保存较好,寒光闪霜。其剑首圆形,茎部圆箍状,剑身是中部起脊的八面体,近锋端有明显的束腰。根据青铜长剑的造型特点判断,其铸造年代早于战国晚期。

      这一成果是该院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赵凌霞研究员等,合作研究孙家洞出土古人类儿童牙齿化石后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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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员初步分析,栾川直立人儿童的第一臼齿萌出年龄接近6岁,且第一臼齿和第二臼齿的萌出时间间隔比较长。这两项重要生理指标,提示栾川直立人儿童的牙齿生长模式已经与现代人接近或相当。

      以世界文明为广阔背景,用更丰富的视角认识中华文明特色

    42铜剑  

      “古人类幼年化石标本稀少而珍贵,由于牙齿生长与一系列生命指标及生理功能,如大脑发育、生长期、学习成长期、寿命、适应性等密切关联,是探秘古老型人类独特的生长模式及生活史特征起源问题的关键证据。”史家珍说。

     

      在一座秦人墓葬发现一铜壶,铜壶的口部以植物条覆扎一层粗麻布,密封性极好,因此得以保留总量约300毫升的液体。在第一时间送至相关单位开展科技检测后发现,液体中含有较高的羟脯氨酸、谷氨酸等氨基酸以及少量任二酸、月桂酸等脂肪酸等物质。其中,羟脯氨酸、谷氨酸等氨基酸的含量分别为4.83ug/g和2.40ug/g,属于酒类物质。经检测,壶口覆扎的植物条状和现代的棉麻竹等植物纤维谱图无相似之处,织物为平纹组织的麻布。在咸阳地区的秦人墓葬中,近年的考古发掘已有二例铜壶内残存液体的情况,其中一例是坡刘村的秦贵族墓葬,与本次发掘属于同一处秦人墓地范围,发掘者推测亦可能是酒类。经科学检测的酒类液体,经过二千多年仍存丰富的氨基酸物质,它不仅仅是秦人生前好酒的习俗实证,更透射出秦帝国对周礼制度的延承。

      孙家洞遗址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的,2012年以来,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此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原生层位出土6件古人类化石,包括上颌残块、下颌残块和4枚牙齿。这些标本代表3个古人类: 1个成年人和2个未成年人,其中未成年人的牙齿生长状况分别与现代人6-7岁和11-12岁的儿童相当。该发现曾获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或许很多人会问:国内的考古和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已经任务繁重,为什么还要走出国门?中国对自己文明的研究都还有待深入,为何还要顾及其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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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址中出土的与人类化石相伴的哺乳动物化石也非常丰富,初步鉴定有肿骨大角鹿、李氏野猪、中国鬣狗、梅氏犀、葛氏斑鹿等中国中更新世时期常见的代表性种类,同时还有大熊猫、貘、梅氏犀、竹鼠等华南更新世常见种类,栾川孙家洞动物群反映了南北气候地理过渡区的森林生态环境。

     

    M41铜壶及壶盖内麻布、壶内液体

      史家珍表示,下一步将与中科院继续合作,借助无损微观技术观察内部结构,对“栾川直立人”儿童的年龄做更精确鉴定,同时对栾川孙家洞古人类化石的地质年代测定及伴生动物群与生态环境进行深入分析。此外,孙家洞所处的伏牛山一带,有多处类似古人类洞穴遗址,将进行全方位考古调查与勘探,为揭示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提供更多证据。

      “探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和中国文明的特征,固然是一个热门课题。但逻辑是,想搞清楚中国文明是怎么回事,却连其他文明是咋回事都搞不清,那你对自己的文明也不可能认识得有多清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负责人王建新说,之所以要到国外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考古发掘逐步了解世界文明,以世界各文明为广阔背景,以更丰富的视角、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色,也更睿智地洞察未来的发展之路。

      本次发现的卜甲出土于一座小型竖穴墓道洞室墓,墓主人头向西,下肢弯曲,属于比较典型的秦人葬俗。墓中有铜镜、铜带钩、铃形石佩、石珠等常见的随葬品,现场清理时在墓主脚端、铜镜的一侧发现被厚厚的棺灰所掩埋的“骨片”,当时判断为牲肉的骨骼残留。后期室内清理时发现“骨片”是一块基本完整的龟(鳖)腹甲做成的卜甲。这件卜甲复原长约14厘米、宽约10厘米,内面中部有十余处规整的方形凿孔,外面对应有兆纹,侧面有烧灼痕迹。虽未发现记录占卜结果的文字,但毫无疑问是一件使用过的占卜器具。卜甲上的凿孔为方形,沿袭了西周时期的基本风格,形状和排列更为规整,体现了卜甲的变化,应该不是流传下来的 “古物”。这座墓葬的主人可能是咸阳城内的一位“巫师”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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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对其他文明的研究,基本上只能依靠外国人的文献和材料,姑且只能算是‘二次研究’,自然是难以做出显著成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发掘领队李新伟表示,境外考古研究能帮助我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和第一手资料开始,更深入、更自主地了解世界文明。

    M70卜甲

     

      虽然本次发掘的墓葬规格均较小,随葬品也不甚丰厚,但能够判断是属于秦咸阳城平民墓地的一部分,尤其是发掘以配合基本建设为契机、以科技考古为助力、以秦咸阳城大遗址保护和研究为目的,取得了大量“意外”的收获,生动再现了二千多年前秦都咸阳城的生活细节,更透射出秦国甚至是秦代社会对周礼制度的延承,实现了考古发掘的真正意义。

      王建新回忆,2011年,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进入塔吉克斯坦考古调查。“当地学者问我们:‘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早就来了,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可知,我们进入中亚开展考古工作实在是太迟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许卫红 张杨力铮)

     

     

      资料显示,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跨出国境首先集中在柬埔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后来则跨越到了肯尼亚、洪都拉斯等国。

     

      “应该说,之前一些境外项目的实施有其偶然性,并非完全是考古学家主动走出去。现在我们则是进入了主动阶段,有能力、有愿望,也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支持考古研究走出国门、系统研究其他文明。”李新伟介绍,“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拟定与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2015年,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这也是我国首次介入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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